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是重要經濟增長極，是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事關我省高質量發展的成色。去年7月，省委十一屆九次全會審議通過《關于推動開發區體制機制改革創新促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今年5月25日，省委編辦印發《開發區機構職能編制配套政策（試行）》，為相應改革創新加碼助力。
近一年時間，開發區體制機制改革進展如何？還存在哪些難點、痛點？改革往深里走，需在何處著力？日前，本報記者進行了調研。
“瘦身強體”謀發展
功能定位不清，承擔大量社會事務，引進企業不是基于產業集聚的考慮，僅僅表現為簡單的“企業扎堆”……這是開發區面臨的共同問題。
做好“減法”，是開發區體制機制改革的首要一步。據統計，我省54個試點開發區向屬地市直部門、縣（市、區）、鄉鎮（街道）共劃轉教育體育、衛生健康、醫療保障等15類8312項社會事務管理職能，向開發運營公司劃轉452項開發運營職能，管理機構負擔大大減輕。
在臨沂經濟技術開發區，當地將14類327項社會事務管理職能全部剝離，交由屬地政府或市級相關部門負責，調整后開發區在編人員規模縮減90％。剝離后，原有的27個機關事業單位整合為投資促進、園區建設、行政審批、科技創新等8個工作機構，直接服務經濟發展的工作機構占75％，倒逼職能轉變。
泰安市全面梳理保留經濟管理職能事項（10個領域101項）、剝離社會事務管理職能事項（25個領域209項）和剝離開發運營職能事項（9個領域48項）“三張清單”，并將位于限制開發區域、禁止開發區域的部分，以及永久基本農田等不易開發區域全部進行了剝離。改革后，8個試點開發區管轄面積由1313．1平方公里壓減為534．28平方公里，壓減比例59．3％。
“瘦身”是為了更加聚焦主業。各地在“瘦身”后紛紛重塑筋骨，整合歸并內設機構和所屬事業單位，按照綜合保障、經濟發展、投資促進、科技創新等領域，在限額內自主設置工作機構，實行“大部門、扁平化”管理。
“疫情發生后，我們成立縣級領導干部幫扶小組，對240家重點企業結對幫扶。改革前，我們很難像改革后一樣，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服務企業上。”臨沂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副書記張瀟夢說。
剝離社會職能之后，如何界定好開發區與地方政府的功能定位，實現“相互促進”而非“兩張皮”呢？為此，我省多地探索建立“吹哨報到”機制，制作“呼叫”事項流程圖和說明書，努力實現“開發區有呼叫、屬地單位有響應”。
5月25日，日照嵐山一家環保科技公司想在園區新開一處出入口。當地服務企業的開發區工作人員胡均峰第一時間受理材料，聯系當地行政審批局。之后，行政審批局組織住建、園林部門、建設單位共同到現場查勘……實現當天受理，當天查勘，當天發證，效率比改革前提高數倍。
在鄒城，當地一方面用好“指揮棒”，對開發區現有5個園區鎮進行考核指標修改，大幅下調經濟事務相關的考核權重，以“考核分離”促“事務分離”，另一方面，深化財政結算體制改革，對移交社會事務產生的資金、補貼等，先發到園區再轉到鄉鎮，資金流向巧妙地一繞，確保移交事務能夠得到有力落實。
此外，多地還積極梳理制訂管委會剝離開發運營職能目錄，在規劃設計、土地整理、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剝離全部或部分職能。
向“市場化運營”轉變
推動開發區由“行政化管理”向“市場化運營”轉變，各地著力推行適合當地情況的加法：“黨工委（管委會）＋”體制。同時借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東風，加大簡政放權力度，依照法定程序向開發區下放經濟管理權限。
“這次改革，讓管委會更注重‘服務’，用園區的思維，而不是行政管理的思維，去對接企業。”淄博市商務局開發區管理科科長牛廣牧介紹道。
改革進程中，淄博經開區大膽為企業“站臺”服務，協助山東三金玻璃機械有限公司進行智能制造智慧工廠升級技術改造項目。“改革之后，感覺體制更扁平化了。管委會的政策宣講到位，我們之間的溝通更便捷了。有什么需要，只要找到園區中任何一位主任，一連串的事情都辦了。比如這次的穩崗就業補貼，我們沒去找，園區就直接打到賬戶上了。”三金玻璃機械有限公司總經理于海軍介紹道。
在煙臺經濟技術開發區，當地積極探索推進“管委會＋基金＋協會＋新型智庫”復合模式，區內設立175只基金，累計投資241個項目，金額達到526億元；組建裝備制造業協會，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000多億元。
在日照市嵐山區，鋼鐵作為當地的主導產業，一直面臨下游鋼鐵精深加工產業鏈發育不全，守著2000多萬噸的鋼鐵產能優勢沒有最大限度轉化為經濟效益的尷尬局面。為此，嵐山經濟開發區決定打造一個800多畝的金屬表面處理產業園，但投資數額約25億元，單純靠政府融資很難快速推動。
此時，恰逢試點開發區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的機遇，嵐山經濟開發區實行了整建制公司化改革。管委會原有內設機構全部撤銷，設立日照市嵐山經濟發展集團公司，當地政府為公司注入部分資產，由公司承擔招商引資、項目建設、推動產業發展等職能。
“開發區改革之后，我們有了更多更靈活的融資模式，比如發公司債、基金投入、企業代建等模式。我們與一家央企達成了企業代建協議，分期支付工程款。同時，與一家證券公司達成了10億元的項目收益債，通過債券募集資金，等項目運營實現收益后，再進行債券本息償還，徹底解決我們建設資金的籌備問題。”日照市嵐山經濟發展集團黨委委員、綜合部部長盧振賽介紹。
現在，金屬表面處理產業園一期工程已建設完畢，投資5億元、年加工能力逾10萬噸的高速路護欄板項目將于本月投產。今年一季度，嵐山經濟開發區新簽約項目19個、總投資63億元，64個總投資248億元的重點項目正加速推進。這也帶動了嵐山區經濟的逆勢上揚，一季度當地地區生產總值預計增長7．5％左右。
“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
釋放開發區的改革創新活力，核心在人，關鍵在人，難點也在人。圍繞構建“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的選人用人新機制，各地開發區全面推行全員聘任制，變“身份管理”為“崗位管理”，對不適應開發區發展及不參聘人員調離安置。各地還紛紛在編制、機構設置、人員身份、薪酬等方面“破題”，吸引更多人才參與到開發區建設運營，讓開發區這盤棋“活起來”。
為杜絕開發區人員“全體起立又全體坐下”的“翻燒餅”改革，濟寧推行全員聘任制，選聘優秀人才到開發區任職。曲阜開發區原48人中，有23人進行了交流，改革后開發區共有36人，均為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平均年齡38歲；鄒城開發區從杭州富春灣新城管委會選聘一名“90后”高層次金融專業人才擔任管委會副主任，從上海交大、山東大學引進兩名化工領域專家教授擔任兼職副主任。
“來到這里感覺和一級政府不一樣，社會事業的包袱輕。直接針對經濟口，服務企業效率高。”淄博經開區園區招商運營中心副主任韓奇介紹，去年年底他通過招考來到經開區擔任園區副職，36歲的他此前是桓臺縣委某部門正科級干部。
在青島高新區，當地從240名員額中拿出193個崗位，面向全市公開選聘，全市1457人報名，最終選聘部門正、副職和普通工作人員147人，人員精簡56％，平均年齡由改革前的41歲降為35歲。
改革后，青島高新區管委工作人員積極適應新形勢新任務，“店小二”意識明顯增強，但官本位思想猶存，服務不精準等問題猶在。“要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引入企業家的監督和評價。只有這樣才能為企業提供有價值的服務，‘護林員’松土、澆水、施肥才能及時到位。”青島高新區工委委員、紀工委書記馬剛表示。
開弓沒有回頭箭。改革需要人的自我加壓。“我們考核是一個摸高的設計，目標任務不是躺著就能完成的，需要確確實實努力才能達到。”張瀟夢說。
